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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幅員遼闊，各城市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各自具有不同的地理環境、自然氣候、經濟人文條件，以及不同的經濟發展歷程，因此發展過程中沉積利弊所形成的癥結也不盡相同。那是否所有城市都適合建設成為海綿城市呢？為此，新華網采訪了哈爾濱工業大學副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任南琪，就海綿城市建設的相關話題進行了解讀。

任南琪院士認為，所有城市都需要按海綿城市理念來建設和改造，但并非所有城市都按照同一個標準來建設。他說，不同區域構建海綿城市的關鍵問題不同，我們首先應該明確如何識別一個城市的主要癥結所在，而后有所側重、因地制宜地去構建適合該城市的“彈性”。

隨著試點工程的不斷推進，各地也涌現出不少成功的范例。例如，湖南省常德市在海綿城市建設過程中就針對黑臭水體、生態退化、棚戶人居環境差、水文化流失等問題，統籌實施5大重點工程，包括水系連通活水工程、綠化截污凈水工程、道路小區蓄水工程等，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和系統化治理，最終實現城市水環境、水生態、水安全與水文化的全面提升，除此之外常德市還將海綿城市建設與城市建設發展緊密結合，提升城市品質與價值，實現經濟長效、良性發展。另一個例子是南寧市，結合海綿城市建設治理了那考河流域等黑臭水體，老百姓非常滿意。

水處理是為了使水質滿足特定環境及回用的用途，通過物理、化學和生物手段，對水質進行治理、去除或增加水中某些對生產、生活及環境不需要或需要物質的全過程。目前，按照污水來源和處理途徑，我國水處理可以細分為原水處理、工業用水處理、工業廢水處理、市政生活污水處理以及水環境的綜合治理。

中國城鎮污水處理廠數量（座）

現階段工業用水的價格普遍較低，工業企業開展污水處理的內在動力不足。未來工業用水的價格持續上升（尤其是部分缺水地區）及水處理成本下降，將促使工業企業污水處理由“被動提標”轉為“主動節水及水回用”。政策、市場因素是驅動水處理行業發展的雙輪，我國工業污水處理市場空間將大有可為。

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推進，我國城鎮污水處理量急劇增長，由2004年101.44億噸增加至2015年的535.20億噸，復合增長率達16.32%；農村污水處理量由5.2億立方米增至78.95億立方米，復合增長率達28.05%。

城鎮污水處理量（億噸）

未來我國城鎮污水處理率水平將大幅提升，大大拉動生活污水處理市場需求。根據《“十三五”全國城鎮污水處理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規劃》，到2020年底，實現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全覆蓋。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95%，其中地級及以上城市建成區基本實現全收集、全處理；縣城不低于85%，其中東部地區力爭達到90%；建制鎮達到70%，其中中西部地區力爭達到50%；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提前一年完成。到2020年底，城市和縣城再生水利用率進一步提高。京津冀地區不低于30%，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20%，其他城市和縣城力爭達到15%。“十三五”期間，新增污水處理設施規模5,022萬立方米/日。其中，設市城市2,856萬立方米/日，縣城1,071萬立方米/日，建制鎮1,095萬立方米/日。

隨著我國經濟規模持續增長，工業用水總量較大，對我國的用水環境產生較大壓力。工業廢水待處理量持續增加的同時，水質排放標準也將越來越嚴格，環保監管政策進一步加強。根據環保部《全國環境統計公報（2015）年》，全國廢水排放總量735.3億噸。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量199.5億噸、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535.2億噸，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量占比達27.12%。

我國幅員遼闊，擁有絕對數量較大的淡水資源，但是人均淡水資源卻相對匱乏且呈現地域不均勻分布狀態，全國的人均淡水資源擁有量約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09位，是世界上人均占有水資源最貧乏的13個國家之一。經過50余年的發展，我國海水淡化產業在經歷技術研發、產業化等階段后，正進入產業發展與應用階段。《2015年全國海水利用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121個，產水規模為100.88萬噸/日，最大海水淡化工程規模為20萬噸/日。目前海水淡化主要采用反滲透和低溫多效蒸餾海水淡化技術，產水成本5元～8元/噸。截至2015年年底，全國應用反滲透技術的工程106個，占比87.60%。隨著海水淡化目標的逐步達成，按照膜技術在海水淡化領域較大的應用比例，膜法水處理市場前景將十分廣闊。

“千年大計、國家大事”，道出了雄安新區的戰略高位。自其高調面世以來，已將近四個月，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方案等有關工作逐步推進。盡管新區規劃方案預計9月底提交中央審議，但近期不斷有地下管廊建設、裝配式建筑、PPP市場機制、房地產模式等新近消息傳出，攪動著產業市場上的神經，投資機會時隱時現。

近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在“2017中國環保產業高峰論壇”上發表了關于雄安新區規劃和發展的主旨演講。他認為，雄安新區的設立是經濟進入創新轉型階段的標志，打造雄安新區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帶來的多種發展機遇中，“環保產業需求最大，潛力最大，市場前景也最為廣闊。”

詳解新區出臺背景

“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設立雄安新區的意義，我認為那就是它是創新轉型的標志”，在張軍擴看來，正如深圳特區的設立是改革開放的破冰啟航的標志，浦東新區的設立是改革開放深化和全面推進的標志，而雄安新區的設立就是經濟進入創新轉型階段的標志。

對此，河北省社科院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璐也曾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雄安新區與深圳、浦東從國家戰略意義上講有相似性，但是發展階段、模式和區位完全不同。

自“設立雄安新區”消息一出，亦有多位專家將其與以往成立的特區相比較，安邦咨詢創始合伙人陳功曾撰文分析稱，和以往特區相比，中國經濟進入到不同的發展階段，如果希望以政策特區、房地產拉動、城市化擴張的路子發展經濟，思路已經過時。過去的特區模式曾取得了成功，但現在發展階段大為不同，需有新的發展思路。

張軍擴認為，盡管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在過去30多年間取得了成就，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水平差距依然很大，傳統的發展模式和體制模式也需要轉變。從國際經驗來看，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后發追趕型的現代化國家而言，在經濟發展達到中等水平之后，轉變發展方式，以保障經濟的持續增長，既十分重要，也充滿風險和挑戰。如做不好，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難以自拔。

“因此，能否通過深化改革以保障我國發展模式的成功轉變和結構的成功轉型，意義重大。”張軍擴說到，“而設立雄安新區，并打造創新發展示范區，可以在新時期創新發展轉型中起到帶動和示范作用。”

尤為關鍵的是，借助雄安新區促進區域協調協同發展，解決區域差異過大的嚴重問題，這也是早前已確定的京津冀一體化規劃戰略的主要承載功能。

“北京憑借著巨大的虹吸效應，長得太胖；河北吃不著，就會得營養不良癥”，張軍擴認為，科研優勢、資本優勢、產業優勢、人才優勢在京津冀極不平衡，集中在北京一城，如何促進區域發展，產業向河北、天津轉移，提高產業對接、技術轉移的能力，是當前最艱巨的任務。因此，設立雄安新區，通過承載北京非首都功能，打造創新驅動引領區和新的區域增長極，將會促進河北的經濟轉型，培育河北的經濟增長新引擎。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表示，雖然其他大城市未必會馬上效仿和復制雄安新區的模式，但是雄安新區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雄安新區帶來的商業新機遇

打造雄安新區，對廣大企業界究竟意味著什么，會帶來哪些新機遇？

張軍擴指出，要把握這種新機遇，既要看到雄安新區建設本身所帶來的市場機遇，更要跳出雄安新區，看到中央關于設立雄安新區這一重大決策所蘊含的宏觀機遇。

從宏觀機遇上，增長潛力巨大，但這種增長潛力不會自動變為現實，也需要廣大企業通過改革和創新來爭取。因此企業要從國家發展階段轉變、經濟新常態，以及新時期內的重點區域發展戰略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機遇。

此外，從新時期的“創新”內涵與外延角度出發，創新不僅僅是科技創新，而是全方位、全覆蓋的，既包括技術創新，也包括管理、體制、思想文化，尤其是產品的創新。所以，這種創新下的機遇，需要企業有更高的市場嗅覺。

從微觀層面，張軍擴認為，具體市場機遇包括五個方面：第一，建設綠色宜居新城的機遇。第二，吸引北京科技資源，促進成果轉化，發展高精尖產業的機遇。第三，現代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機遇，包括金融、物流、規劃設計、會展展示等。第四，促進生態修復和環境保護對環保產業帶來的機遇。第五，交通通訊一系列的基礎設施建設所產生的市場需求機遇。

其中，張軍擴重點強調了環保產業的發展機遇。“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所有發展機遇當中，環保產業需求最大，潛力最大，市場前景也最為廣闊。”

對此，張軍擴也做出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認為，在國家對雄安新區的定位中，都是將綠色、生態、宜居等生態環境作為最重要的功能定位和發展目標。在此定位之下，無論是標準、監管力度，還是資金和政策支持力度，都必然會加大，由此也會對環保產業帶來巨大機遇。

另一方面，京津冀區域環境資源問題突出，水資源嚴重短缺，地下水超采，存在環境污染問題和資源環境能力超載。雄安新區作為京津冀戰略發展當中的一個重要戰略支點，在其規劃建設中，必然要考慮到大氣污染、水資源短缺、生態環境脆弱等問題。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副會長兼首席政策專家駱建華也認同雄安新區將會給商業企業，特別是環保企業帶來新的市場機遇，且前景巨大。他對《財經》V課表示，雄安新區的綠色產業機遇明顯，而且這種機遇不會是狹義上的污染治理等傳統產業機遇，隨著新區規劃出臺、后續發展擴容，將會存在廣義上的生態環保和低碳能源的市場需求。比如針對水資源緊缺的現狀，水資源合理利用的技術和理念將會有的放矢，污水回用、雨水收集等工程手段會有廣闊市場；建筑如何節能的綠色低碳建筑也會受推崇；隨著人口與布局產業企業增多，垃圾處理的新理念、新技術也會得到推廣和應用。

據了解，實際上，嗅覺敏銳的一些環保龍頭企業在雄安新區早有布局。作為環保概念股、循環式綠色經濟產業知名上市公司啟迪桑德，早在2010年前后在雄安新區、保定等周邊就開展了環保項目的投資、建設、運營等業務，布局建成了環保產業園，斬獲了城鄉環衛一體化、垃圾處理、污水治理等項目。

啟迪桑德董事長文一波告訴《財經》V課，桑德將會基于自身掌握的一線運營數據和當地的生態環境整體狀況，在雄安新區繼續布局遠期規劃，將發揮環境新能源領域的綜合能力，積極配合和參與政府的綠色新區計劃，比如新區原有產業結構調整及城市功能區的最新規劃安排。“桑德將利用原有合作和環保經驗實力，對新區原有環境改善、治理的同時，提出對綠色宜居之城的環保基礎設施和全過程發展的專業解決方案。”文一波說。

擁抱雄安機遇要做哪些準備？

與之同時，從政府規劃和市場動作來看，管廊建設和海綿城市也將在雄安新區實踐落地，與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緊密相關的PPP市場機制，也將會有釋放發揮空間。

今年6月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年會上，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組長徐匡迪透露，雄安新區的規劃方案編制中，地下管廊式基礎設施是新區建設的一大亮點。屆時，城市交通、水電煤氣供應、災害防護系統全部置于地下，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將有頂層設計和創新。

華泰證券認為，雄安新區將會帶來持續的主題性投資機會，新區平地起高樓，對建材、鋼鐵等基建行業的拉動最為直接，雄安新區的樓市投資對周邊地區也有輻射效應。

從廣義而言，雄安新區所蘊含的商機遠不止這些。從摩根士丹利此前的報告顯示，未來10到20年間，雄安新區人口將達到340萬至670萬，總投資可達到1．2萬億至2．4萬億元。作為具有承載非首都功能的雄安新區，這家機構給出的假設是預計北京地區需要搬遷約452萬人口至雄安新區。

諸多背景之下，國際知名信息產業研究機構IDC認為，交通、能源、機械、建材、地產、金融、醫療健康、教育、電子信息等行業商機巨大，預測雄安新區未來10年的總體ICT商機將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市場上也有其他機構預估，雄安新區還將在建設規劃、設計施工、大交通以及太陽能等新能源領域有產業機遇。

不過，面對這些巨大的新機遇，參與的企業和市場機構還需要做一些調整和準備。駱建華表示，以環保產業為例，現在規模不一的環保企業眾多，在參與到雄安計劃、開辟環保新市場時要主動轉型，至少在理念和定位上要從狹義的環保治理產業，轉型到廣義上的綠色能源產業。

舉例而言，環保企業要發力的不是污染治理的鏈條，而是從源頭控制的前段設計環節就要介入，從低碳循環經濟、綠色節能建筑、海綿城市的管廊建設、綠色產業規劃布局、水資源合理利用和回用等方面先修內功，做出準備和商業戰略調整。

日前，環保部將雄安新區的白洋淀與洱海、丹江口一同列入“新三湖”水污染治理，這是三湖第一次上升到國家環保工作重點。在7月4日環保部黨組會議上，環保部部長李干杰表示，堅決落實黨中央關于雄安新區生態環境保護的決策部署和要求，要加快建立雄安新區生態環境保護專家顧問組，定期開展調研，指導相關工作并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因此，張軍擴表示，雄安新區建設“必然會從市場需求方面對環保設施、環保產品、技術服務等領域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

《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征求意見稿)發布以來，熱議不斷，專家、設計院、一線廠長各有看法，元芳，你怎么看?

一線污水處理廠廠長對標準的看法和共識

1、執行新標準，需要考慮深度處理技術的成熟度

“現在執行的GB18918-2002標準實際上已經比大部分發達國家的標準嚴格。在全國很多地方還沒有實行一級A標準的情況下，又前置性的推出這種排放限值，會造成很多剛剛改造完1年的污水處理廠可能又要進一步改造”，義烏市水處理有限責任公司楊春榮講到。對于這個標準，需要考慮深度處理技術的成熟度以及配套的設備與實施是否跟得上，未來改造過程中碰到的問題也需要提前考慮。

2、新標準，需要考慮電耗、藥耗、碳源的增加與污染物降低間的平衡

征求意見稿的限值提高很多，以現在成熟的水處理技術也能達到，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大量的電耗、藥耗及碳源的增加。杭州市排水有限公司七格污水處理廠廠長嚴國奇提到，“污水處理廠在從一級B提標到一級A過程中，我們已經切身感受到了能耗和藥耗的大量增加”。新增加的能耗和藥耗也是對碳排放的貢獻，而碳排放的增加與最終污染物的減少之前的平衡在制定新標準時需要考慮。

3、對征求意見稿中一些指標項次限值的意見與建議

糞大腸菌群：建議刪除，或從寬規定

征求意見稿中要求出水糞大腸菌群限值為1000個/L，這比自然水體(20000個/L)及自來水廠的要求均要低，而糞大腸菌群進入自然水體會快速繁殖，對其控制值得商榷。同時，多個廠長反映，考核指標中雖明確指出以24小時混合樣作為監測水樣，但目前考核采樣仍以瞬時樣為主，取完樣之后可能要過一天才能監測。“污水處理廠在投加次氯酸鈉和氯之后糞大腸菌群瞬時已經達標了，但是經過一天的分裂繁殖可能又超標了，監測的水樣取樣方式和保存方式都值得研究”，義烏市水處理有限責任公司周建新提到。同時，建議根據污水處理廠出水的去處制定消毒控制指標。

COD：由50 mg/L降為30 mg/L值得考慮

水體富營養化的影響指標主要為氮、磷等，需要對TN、TP、BOD5等進行控制，但COD指標由50mg/L降為30mg/L需要考慮。對于污水處理來說，一是污水廠出來的COD由于可生物降解的COD已經去除，因此排放到河道中的COD對溶解氧影響不大;二是“脫氮時需要增加碳源，加碳源會導致COD升高，TN和COD同時控制也是個矛盾”，中持水務股份有限公司運行主管鮑資茂講到。

SS：由10 mg/L降為5 mg/L，檢測難度大

出水SS指標小于10 mg/L一般很難檢測出來，降到5 mg/L檢測更難。在實際經驗中發現，SS檢測取樣100ml誤差會很大，取樣300-500ml誤差較小。在實際化驗時，SS指標為5 mg/L，“化驗員可能手一抖，就超標了”。

重金屬：市政污水處理廠沒有去除能力

多個污水廠廠長反映，市政污水處理廠一般采用生化處理方法，對于重金屬基本沒有去除能力。增加重金屬指標在實際操作中很難執行。

選擇性控制指標：指標項次多，且污水處理廠實際沒有去除能力

征求意見稿中提出城鎮污水處理廠應每年至少一次對表2中列出的所有項目進行采樣監測，檢測出的項目均納入選擇控制項目。表2中選擇性控制指標82項，項目多，檢測費用昂貴，同時，即使檢測出，市政污水處理廠的活性污泥法對這些指標也無法控制。

4、檢測方法與考核或督查中實際做法沖突

對于監測方法，征求意見稿以及之前的要求均為“取樣頻率為至少每2h 一次，取24h 混合樣，以日均值計”。多個污水廠廠長反映，在實際考核或督查中，基本均是瞬時取樣，并以此為標準。執行與方法的不一致也讓污水處理廠“有苦說不出”。

專家觀點

清華大學施漢昌教授

第一，COD從50mg/L降到30mg/L有沒有必要? 其實現在污水處理對總氮、總磷、COD、BOD5、SS都已經制定了較嚴格的標準，除了這些指標，還有沒有后續我們需要監控的新指標?從我們人類生活來說，再往下找污染指標的話，一類是抗生素，一類就是內分泌干擾物。現在打針吃藥，以及豬牛羊乳品里都有抗生素，這些東西都會通過人體排放匯到污水里。這些指標在不久的將來也將會逐漸成為污水處理的限制指標。COD從100mg/L降到80mg/L，再降到60mg/L甚至更低，實際上COD越低, 剩下的東西往往是有環境風險、不易降解的物質，所以這就是導致新標準要把COD再往下降的原因。

第二，是糞大腸菌群指標有沒有必要?最初污水處理里出現糞大腸菌群是作為一個代表來考慮的，它代表人類腸道細菌或病毒對水的感染。但全部測定各種細菌非常困難，所以就選擇糞大腸菌群這個代表作為限制值。像飲用水限值現在是0個/L，之前還有一個小于3個/L的標準，它實際上代表水體里這些容易讓人得腸道疾病的微生物減少了多少，所以它是個代表，控制的并不僅僅就是糞大腸菌群。為什么選糞大腸菌群呢?因為它對人體影響相對比較小，同時對實驗室要求低，如果選擇其他的菌，要好幾層防護才能去做。糞大腸菌群這個指標是代表人的糞便污染對水影響的程度。

江南大學李激教授

目前總砷的測定，標準里的方法非常復雜，實際監測中基本上不用;另外陰離子表面活性劑，環保部標準所已經很久沒有生產標準樣了，這些問題也都值得商榷。關于因地制宜來制定標準，實操難度很大，我個人也比較擔心標準就按照這個來實施。

江蘇省(宜興)環保產業技術研究院陳珺總工

污水處理的排放標準涉及到技術性能、標準限值、采樣方法、評價方法，而這些又是互相相關。COD作為衡量有機污染物去除的一個重要指標，其對環境的污染在100年前活性污泥工藝發明之后已經得到了解決，沒有必要再對其進行過分的苛刻，除非出于水的回用等其他目的。氮、磷污染物總體來說需要進一步嚴格，尤其是在敏感水體的地區。今天我們應該考慮的是新興污染物，這是今天的挑戰，而不是對COD的過分追求。

如何才算達標?這實際上涉及到一個評價方法的事情，是采用年均值，還是月均值，還是每個水樣都達標，還是一定比例的水樣都達標，這牽涉到技術的性能、不同國家管理環境問題的思維，比如歐盟要求10萬人口當量以上的污水廠總氮年均值小于10mg/L，用的是混合樣。而德國、奧地利等國家用的是瞬時樣，總無機氮小于13mg/L，但規定5個連續的水樣中容許有1個超標，超標的幅度需小于100%的限值。因此，國家排放標準的制定應基于國情、歷史、環境、技術等綜合考慮。很多廠長都提到了糞大腸菌群，這個指標在加拿大也測，但是是用幾何平均值，而非算術平均值。總之，標準制定是很復雜的一件事，來自基層最真實的聲音的確是制定標準時需要考慮的。

中國市政工程華北設計研究總院總工程師鄭興燦

任何環境問題都是和經濟相關的。設計達到什么樣的排放水平，就得有什么樣的投入。

其次，出水中不可生物降解的COD，如果是天然物質的話，不會造成水體的黑臭。因此，如果把COD要求強制的達到20mg/L這樣的水平，尤其在未來污水進水的濃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這樣的高標準屬于勞民傷財。

我認為對我們現在的污水處理技術來講，有一個指標更為關鍵，即氨氮指標，這和黑臭富營養化等直接相關。而且，如果出水的氨氮指標能低于1mg/L升的話，相關的COD、BOD都會達到相應要求。

在總磷、總氮指標方面，我跟國內相當一部分專家的觀點有些不一樣。我認為，如果目標是控制藻類的生長和富營養化，那么必須重視氮磷之間的比例關系。而總氮再低，如果總磷沒有變化，那么也解決不了問題。

從這個角度，從對水體的富營養化控制來講，總磷是第一位的，氨氮是第二位，總氮指標是第三，控制了這三個指標，污水排放的常規指標就控制住了。

碧水源文劍平董事長

代表性觀點——強化排放標準要與水環境質量標準銜接，并直接將黑臭水體歸咎于污水廠!—“依據現行《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污水處理廠處理過后，所排水的標準是一級A。“Ⅰ類到Ⅴ類是水資源，越過了Ⅴ類就不是水資源，一級A是劣Ⅴ類水，就是能夠產生污染的液體。換句話說，在現行國標下，對我國水環境負荷超載的流域和地區，污水處理廠建在哪里，排污就在哪里，哪里就會形成黑臭水體。”

中國水網近期刊載的《財經國家周刊》對文劍平觀點的系列報道：“支持者大多為有自主研發膜技術實力的企業。反對者則集中于采用傳統技術的城鎮污水處理廠建設、運營單位，對他們而言，“達標排放”的思想根深蒂固，不能從保護水環境的角度思考問題;業內部分水務投資和運營企業，或由于自身缺乏創新技術，或因長期引進國外技術，不去創新，對當下的創新技術缺乏深入了解，總是以采用新技術一定會增加投資成本、不符合中國國情為由反對”。

中國環科院夏青原副院長、總工程師

夏老認為，提高排放標準不是治本之策!“正確的排放標準一定是處在水污染治理的大系統決策中，反映國家技術經濟可行性，促進多種環境管理手段并用。必須反對任意加嚴排放標準限值，搞一個特別限值去搶占環評、規劃、特別是排污許可證的執法空間;更反對用特別加嚴的“一刀切”國家標準去否定地方標準和排污許可證精細化管理的必要性。留給排放標準的任務最重要的是研究各類污染物最佳處理實用技術和可行技術是什么，并針對國家治污方略提出不同的治污達標基本水平作為底線。不是關在屋子里編標準，而是認真的請教各工業行業、城市污水處理廠的專家，研究適用于中國污水無害化、資源化、能源化的技術”。

北京首創股份有限公司劉智曉博士

1、改善中國水環境問題要從區域或者城市健康水循環角度綜合考量，不能單純依賴提高城鎮污水廠排放標準，要綜合考慮提高管網收集率普及率、加強對初期雨水的收集與處理、合流制CSO的妥善處理;合流制管網不同位置的儲存滯留池的設置;污水廠進水端暴雨期峰值污水的儲存及處理;農業面源污染及工業廢水點源污染的控制等。

2、中國不適合制定“一刀切”橫貫大江南北的統一排放標準，優先制定地方性排放標準，N、P指標不能一刀切。對于特定敏感性區域，建議結合水環境容量，科學評估N、P污染物在該特定水域水體富營養化中的貢獻，研究N/P比在水華爆發中的變化規律及控制措施，進而制定科學的指標控制數值及年排放總量的限制。

3、本標準適用范圍，明確本標準“不適用于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的污染物排放標準”，這里需要澄清和明確農村污水處理和城鎮污水廠的界定。

4、具體到本次修訂標準上，建議要綜合考慮高級別的排放標準到底對改善水環境的必要性和對“大環境”的可持續性的影響：首先，高級別的排放標準，無疑將會促使大量“高大上”工藝“一窩蜂”的上馬，這在目前地方財政吃緊的情況下，會加劇了政府購買服務的財政壓力，在資金投入有限的情況下，會導致雨水治理、管網普及等一系列綜合水環境治理措施的投資受到影響。其次，高的排放標準，會大幅度增加對能耗、藥劑、材料、設備的消耗，這些消耗來源于上游不同產業，這些產業實際都是在貢獻著對環境的污染，都是“碳足跡”的主要貢獻者，是GHG主要排放者。因而，這種做法可能會轉嫁或提高了上游產業對環境的直接污染，實際上是違反生態倫理的。

5、考慮排放指標之間的關聯度，排放指標的設置無需對SS、COD和TP、TN進行同步高標準限定。即使采用高標準，建議考慮只對TP、TN進行限制，營養指標限制了，SS、COD等指標也會取得理想的去除效率。否則，對COD、SS同步實施高級別限制，會加大不必要的投資及運行費用，因這部分殘留的COD、SS本身就屬于難以生物降解，且對受納水體危害性并不大，對環境的總體改善并無同比的貢獻度。

6、采取高排放標準時，建議考慮采用周均值、月均值、年均值等指標進行考核。目前修訂的排放標準涉及到的“特別排放限值”，逐漸趨向污水處理技術的LOT水平，這種情況下，標準的制定就要考慮到污水處理過程客觀存在的不穩定性，指標越嚴格，這種達標難度越大，可以參考歐美發達國家采用的考核辦法。此外，現在的環保部門考核往往瞬時樣，這對運營企業是不公平的。在目前環保執法高壓態勢下，在總體水價機制及地方財政壓力巨大的情況下，企業的運營風險極大。

7、消毒指標：要結合污水廠尾水排放及最終用途，決定消毒方式及糞大腸菌群數指標。

8、選擇性控制指標：指標的選擇與指標數值的確定，要科學合理。

IWA主席，維也納技術大學教授 Helmut Kroiss博士

中國排放標準中的取樣方法和歐美都有所差異，并且達標率的要求上也有所不同。歐洲一些國家并未要求100%達標。如德國以4或5個連續取樣來判斷是否達標;奧地利要求日平均樣的年達標率為95%。當排放入湖泊時，TP要求小于0.5mg/L，當排放入河流時，TP需小于1.0mg/L。在一些特殊的水域，排放標準也會更嚴格。

在制定總氮排放標準時是考慮進水和出水的總氮去除率需大于70%的原則，鑒于這一原則，執法機關往往參考總氮的年平均去除效率，而不是基于瞬時排放值。例如為降低地下水滲入污水管網做出努力的污水處理廠，其出水排放濃度，往往比那些實際進水量小但地下水滲入嚴重的污水廠的濃度要高，而后者才是執法機關真正的處罰對象。

據我所知，中國還存在化糞池系統，這將導致污水廠進水的有機質含量偏低，也可能會影響到碳氮比，從而影響總氮去除的效率。溫度對污水處理廠處理效率有顯著影響，在北京和天津的地方標準中，采用了冬季時間段，對冬季氨氮的排放限值進行單獨說明，然而按水溫而非季節來劃分應該更為科學。

中國目前基于日均混合樣達標要求的標準是非常嚴格的，這勢必大幅提高污水處理廠的投資，而實際上對整體的水環境改善作用非常有限。

從長期的經驗來判斷，如果污水廠能高效穩定運行，傳統活動污泥法可去除94%的進水COD(在達到完全硝化的條件下)。如果二沉池得到很好的設計，即使不需要額外后續處理的情況下，中國一些標準中提出的出水COD 20mg/L或30mg/L 也是可以實現的;在無后過濾工藝的情況下，BOD無法每天都穩定達到4-6 mg/L。二沉池出水中的生物絮體是影響污水廠排放水中BOD、SS和TP濃度的最終決定因素。執行中國的最嚴格的TP排放限值，就需要用到化學法除磷。在瑞士，通過后化學絮凝過濾，TP能穩定小于0.3 mg/L。我本人并不敢肯定傳統的砂濾能否滿足每日出水TP穩定小于0.2mg/L的要求。在美國的Blue Plains污水廠，他們的TP的月平均值要求小于0.1 mg/L, 是通過膜過濾的工藝實現的。

關于氨氮的去除，我們的研究所已經開發出了，為了達到如此嚴格排放限值的一系列設計和運行的模型。從經濟上來說，推薦95%甚至97%的氨氮排放達標率，這樣可以節約可觀的投資。實際上，即使氨氮非100%達標，對整體的受納水體水環境和可能的水回用并沒有實質性的影響。

針對中國的水質特點，我想在沒有外加碳源的情況下，總氮將無法達標。在這樣嚴格的標準要求下，污水處理廠的能耗自給將很難實現。自養脫氮工藝(厭氧氨氧化)將是一個技術手段，能有效降低能耗，但這是最新的工藝，還有很多挑戰需要解決。針對北京和天津的氣候條件，我不清楚主流厭氧氨氧化是否能夠穩定的滿足如此嚴格的地方排放標準，但在未來，主流厭氧氨氧化能成為解決方案。

如果基于傳統的活性污泥法，考慮進水水質和排放標準，中國的污水處理廠無法實現能耗自給，這一結論可利用很多模型計算得到。在北京和天津等中國嚴重缺水的地區，污水的達標排放和水的有效回用，比污水廠實現能耗自給更為重要。

從溫室氣體排放的角度來說，中國的化糞池系統有很多弊端。除了化糞池自身產生大量的甲烷外，導致污水廠碳氮比不足，也會限制反硝化過程的效率，并釋放出N2O。

總體來說，現有的技術手段能夠滿足中國日益嚴格的污水排放標準要求。但從保護受納水體的角度，控制面源的污染應該更有效。

設計院觀點

中國市政工程東北設計研究總院

意見和建議：

1、標準的編制方式是依據于我國的標準編制規范，是否做到了深入的調研，包括走出去到歐美等發達國家去調研，看看人家的標準是如何提出的，為什么人家的水系及環境那么好，而出水標準有比我們國家的指標低很多呢;要避免一談到標準修訂，就提高標準的現象發生，試想一下，下一個十年我們的標準將如何修訂呢?

2、有機物和營養物的排放標準限值的設定的依據是什么?對于當前我國的水系污染情況，制訂什么樣的標準是科學的，值得思考?紐約州EPA通過對紐約市哈德遜河水系的十余年的不斷研究，分析計算出水體的自凈能力，最終確定了紐約市的各個污水處理廠向哈德遜河排水的排放標準，我們認為，這樣制訂的方法是科學合理的。

3、城鎮污水處理廠進行污水處理的基本方法是否應該仍以生物處理為主調，如果認可了這個思想，就應該考慮任何有害物質的去除，都應該在生物處理的范圍內，如果常規處理不能去除的物質，應該修訂有關規范，將這些物質納入到點源處理中消除。我們認為，各種制藥廢水的排放標準就相對科學。

4、我們認為，國家標準是設計時使用的最高標準，在標準使用上應該清晰明了，不能模棱兩可、含糊不清，致使對標準的執行帶來不利的影響;如標準中4.2.2節規定：“自 2018 年1 月1 日起，敏感區域內的現有城鎮污水處理廠執行表1 中一級A 標準;敏感區域外的現有城鎮污水處理廠，若接收并處理工業廢水比例<80%執行表1 中一級B 標準，若接收并處理工業廢水比例≥80%執行表1 中二級標準。”我們認為關于80%的比例標準的判定很難，執行也難，一個排水分區內如果建有污水處理廠，現在接受并處理工業廢水比例為79%的話，執行一級B仍然很難;如果接受并處理工業廢水比例為81%，而過幾年接受并處理工業廢水比例為79%的話，還得馬上去升級，最主要的是，80%的比例由哪個部門來判定?

5、希望進一步明確4.2.4節，關于“在國土開發密度已經較高、環境承載能力開始減弱，或環境容量較小、生態環境脆弱，容易發生嚴重環境污染問題而需要采取特別保護措施的地區，應嚴格控制污染物排放行為，在上述地區的城鎮污水處理廠執行水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這個裁定權利和責任由哪一個機構來負責?

6、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污水是二級處理標準，主流技術是以活性污泥法為基礎的生物處理工藝，二級處理工藝的出水COD通常小于60mg/L，世界很多國家COD都基本在這個范圍，考慮到一些外界的影響，COD會略微高一些，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體現。我們通過對自然界微生物的強化(活性污泥)實現了在自然界需要長時間、大空間的處理，已經完成了有機物應有的處理，二級出水中的COD已經很少耗氧，不再招致自然界微生物的耗氧引起水體黑臭，似乎沒有必要再通過高投入去消滅那一點點COD，相反這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污水處理的碳足跡(電耗、物耗消耗所致)。特別強調的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為了去除那么一點點惰性的COD 指標，把污水處理廠變成了化工廠。

7、標準中4.2.2節規定：“自 2018 年1 月1 日起，……若接收并處理工業廢水比例≥80%執行表1 中二級標準。”如果工業園區的工業性質復雜，即使執行二級標準，對于COD的去除，難度仍然很大。可否改變一下思維，從源頭上去除這些頑固的COD 呢!

8、支持有關大氣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的標準更新，這樣能夠避免出現“鄰避效應”現象的發生，檢測手段感覺還是很不方便，建議編制有關實現這個標準的污水處理廠的去除大氣污染物并使之實現排放標準的必要手段。

9、表一的第12項，糞大腸菌群數的要求，是意味著污水處理廠需要時時消毒嗎?是否有這個必要呢?是否想任何水系排放都需要這個要求呢?建議認真研究。

10、建議附表給出“敏感區域”的62個國控重點湖庫和沿海11省56個地市212個區縣行政區劃范圍，我們很難找到。

天津市市政工程設計研究院

1、4.2.1條，自2016年7月1日起，新建城鎮污水處理廠執行表1中一級A標準。對于工業園區污水處理廠、含工業廢水比例較高的污水處理廠、鄉鎮污水處理廠執行難度較大，建議放寬到一級B標準。

2、4.2.2條中工業廢水的比例80%不能確定是污染物濃度還是流量，應該明確。這一條按照條文理解可以作為污水處理廠建設的標準，由于污水廠來水是變化的，在污水廠運行過程中，如果比例超標，經污水廠申請，可以適當放寬排放標準。

建議將80%改為60%。

3、新標準基本控制項目中增加了總鎳和苯并(a)芘，對很多鄉鎮污水處理廠及縣級環保部門，這兩項指標檢測有困難，編制說明中將這兩項原選擇控制控制項目增加為基本控制項目的原因解釋為這兩項在典型污水處理廠檢測中有較高檢出率，但目前的污水處理工藝對這兩個污染物指標無直接去除效果，較高的檢出率是因為工業點源控制不好，建議這兩項指標仍為選擇性控制項目。

4、4.2.4 表2選擇性控制項目排放限值中，新增的總鋁指標0.2mg/L，考慮到《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中鋁指標為0.2mg/L，污水處理過程中有時會投加鋁鹽，部分工業企業用水中也可能會增加鋁鹽，建議放寬到0.5mg/L。

5、5.1條表3中廠界大氣污染物排放量最高允許濃度值。由于污水處理廠和城市居民區的距離遠近不同，建議在標準中還是沿用原來的分級標準，對于環境敏感區域，可以通過環評提出更嚴的要求。

6、建議仍保留原標準中對于COD大于350mg/L的污水處理廠按照去除率要求，同時增加對于總氮超過60mg/L的污水處理廠也按照去除率或者碳氮比要求。

7、6.3條委托專門機構進行污泥處理的，出廠污泥應達到表4中1~4項控制項目的規定。

糞大腸菌群值和細菌總數這兩個指標對于脫水污泥不能達到，如果還要進行處理，委托專門機構處理的意義就不存在了，建議出廠污泥滿足表4中1~2要求。由于是委托專業機構管理，環境風險比較容易控制。

8、我國地域廣，且處于快速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污水處理廠污水來源復雜，目前污水處理是以微生物處理為主體的工藝，收到來水、氣溫、運行狀況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建議采用美國、法國等國家的方式，水樣檢測取周均值或者月均值或者采用達標保證率的方式，既能控制進入環境中的污染物重量，也能降低污水處理廠運行成本。

如果采用達標保證率的方式建議采用85%~90%。

9、7.4.2條中表5化學需氧量的測定采用重鉻酸鉀法，對于進水沒有問題，由于經過充分處理，水質已經接近地表水體，建議出水采用高錳酸鉀法測定，主要是減輕過量使用重鉻酸鉀對環境的影響，日本也是使用高錳酸鉀法。只要全國都使用一樣的標準，就可以對比。

10、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涉及到污水處理費、企業運行成本、居民水費等多個因素，任何國家排放標準和經濟代價之間都追求平衡，不能片面強調一個方面。新標準實施后，保守估計污水處理成本在1/0~3.0元/m3, 多數污水處理廠在1.2~1.8之間，目前我國多數城市居民生活污水處理費在0.5元以下，而且城鎮污水處理廠中還有約10%~15%的地下水，今后可能還要處理初期雨水，所以建議減少按照特別排放限值、一級A標準的適用范圍，否則污水處理廠難以維持正常運行。

同時還應該考慮到為使污水處理廠達標，需要投加大量的碳源、藥劑、消耗電能，也會間接產生污染，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

中國市政工程東北設計研究總院

作為“水十條”落地實施、完成階段目標的關鍵年，在政策驅動和市場需求之下，2017年將迎來水污染綜合治理投資高峰，萬億級市場空間有望釋放。國內機構預測，包括黑臭水體治理、污水提標改造、工業廢水處理以及環境監測等細分領域在內的市場體量將迎來新一輪爆發期。

      入夏以來，中國南北方降雨頻發，這給我國水處理行業帶來一系列的考驗。對此，國家出臺了多項政策措施，逐步解決水處理建設中的水污染及內澇等問題，并對水處理產業提出了明確的目標要求。

      航天凱天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德國工學博士柯艷春表示，要在短的時間內清理過去幾十年欠下的環保舊賬，對治理資金籌措、治理技術路線選擇和項目建設質量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對包括地方政府和環境治理企業在內的參與各方都是巨大挑戰。

      水處理行業迎來機遇 實力強勁企業將勝出

      我國水處理產業大致分為三大類，飲用水處理市場，技術相對較為成熟；污水處理市場，全國已建成3976座縣市以上污水處理廠，但鄉鎮一級的污水處理率較低，市場較大；流域治理市場，市場非常巨大，我國七大流域干流及主要支流水質在IV類及以下的斷面占比28.8%，其中海河流域污染最為嚴重。

      基于我國水處理等問題的現狀，《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即“水十條”提出要大力發展環保產業，推進先進適用的節水、治污、修復技術和裝備產業化發展。環境治理走向前臺的同時，使水處理產業的發展前景更為廣闊。

      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要求，到2020年，全國所有縣城和重點鎮具備污水收集處理能力，縣城、城市污水處理率分別達到85%、95%左右。預計到2020年，完成“水十條”相應目標需投入資金約4至5萬億元。

      同時，國家相繼出臺了環境治理強制性或傾斜性的PPP政策，截止到2015年底，全國各地推出的PPP項目已接近萬個，總計劃投資額達到了10萬億元的規模，而環保項目則是數量最多的項目類型之一。大中型環保企業也瞄準了水處理市場的發展空間，并且進行了積極的布局。

      水處理行業將成為未來各類型、各體量環保企業競爭及合作的重要舞臺，其發展前景尤為可觀。柯艷春認為，我國的環保市場已經進入了一個“效果為王”的時代，在今后的市場競爭中，只有綜合實力強勁、技術體系完善、工程經驗豐富，能保證環境治理長期效果的環保企業才能夠把握這難得的機遇，迎接這種挑戰。

      水處理現狀嚴峻 核心技術待突破

      根據世界銀行2016年公布的數據，中國水資源總量在214個國家和地區中，名列第五位，但人均水資源僅有2062立方米，位列全球106位。水資源日漸匱乏、城市內澇與水污染等環保問題日益嚴重，水處理企業仍有諸多困境亟待解決。

傳統單一的水處理解決方案已難以滿足水處理市場的需求，隨著更多環保政策的出臺，企業需關注自身的業務定位，把戰略目光放到水環境的綜合整治、提供水處理及資源化整體解決方案上來。

國內水處理市場上，核心水處理技術始終是企業保持市場份額領先優勢的關鍵點，緊跟市場需求進行技術創新更是企業不斷前進的基石。中節能六合天融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銷售總監張偉表示，政策配套跟不上市場需求以及核心技術沒有突破是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

柯艷春認為，在水處理方面有以下幾個問題：黑臭水體及流域治理污染成因的正確診斷；在極端氣候下的水處理系統的設計和運營；水處理設施的專業運營，特別是沉砂等前處理和溶氧控制等工藝環節的控制；痕量物質在污水處理和自來水生產中的去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指出，從政府層面來看，排放標準被不斷提高的同時，技術和管理水平的審核和提高程度不夠；從企業層面來看，企業敬業精神和社會責任心缺失，管理粗放。

該業內人士還認為，水處理行業迎來重大發展機遇，但要切實做好水污染治理和規劃，兼顧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制定適當的排放標準，加強對企業的監督和檢查，在企業達標排放的同時，節能降耗，改善水環境質量。